2014年8月21日李克强同“杰青”基金获得者代表座谈时指出：中国要从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向依靠“人才红利”的发展模式转变。人才是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驱动型，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这需要人才作支撑，需要充分激发人才红利，经济转向才会成功。

中国在2011年的人才指数仅排名全球第33位，这一指数有望在2015年提升至全球第31位。这说明我国“人才红利”的潜能是比较大的。

如何最大限度地激活这个潜能，笔者认为，有三个主要群体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大学生，从2003年至2014年，12年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累计接近1亿人，2014年高校应届毕业生达到727万人，这一群体合理培养，将会成为我国高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的主力军；二是海外人才，从1978年到2013年年底，中国共送出310.51万留学生，留学人员年均增长28.2%，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输出国。到2013年年底，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留学生、移民这个海外群体是我国引进国际性科技人才的重要渠道；三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代农民工较老一代而言，受教育程度高，见识面广，接受新鲜事物快，有较高职业期望，是新技术工人的重要潜在资源。

怎样激发这三大群体的“人才红利”？我认为，需从“培、引、流、转”四个维度着手。

培：注重与市场需求相对接，培养多样化人才

对于高校大学生，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与市场人才需求严重脱节，这是由于我国高校在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层次上，还存在着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千校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在人才培养观念上还存在着重知识传授、轻创新能力培养问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高校培养模式。如美国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重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提倡高等教育同产业界的协作与交流，用人单位的要求和建议以及对高校的整体评价等，能通过报刊、基金会和政府部门等各种渠道与途径反馈到高校，高校则根据这些反馈信息不断调整其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这很好地促使了高等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紧密对接。英国的一些高校聘请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一线优秀的高级职员作为学校的特聘教授或者特聘讲师，共同参与课程的设计与研发，同时高校通过自身拥有的资源加强与周边企业的合作，共同培养学生。这两个国家高校人才培养各有亮点，也有共同点：高等学校人才的培养与市场需求实现了很好地对接。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怎样通过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使他们从农民工顺利转型为新产业所需的技术工人和专业技术人才，应是现在职业培训的重点。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在德国，在行业协会等主管部门的监督下，企业与学校共同承担高等职业教育，分别负有明确的责任，为各个行业培养输送专业人才。任何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并到招收学生的企业报名，录取后与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学制3年，学习形式为3个月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3个月在企业学习实际操作技能和知识。大型企业建立自己的培训中心，用最现代化的设备、教学设施和手段对学生（包括企业职工）进行专业技能培训。与小企业签订合同的学生到跨企业培训中心接受培训。跨企业培训中心是由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小型企业通过法律合同联合建立的培训中心。学生在这些培训中心，从最简单的钳工基本功训练到学会操作使用现代化数控机床、计算机控制设备等，接受既非常严格规范而又系统科学的职业训练。另外，为加强培养高学历专业人才，德国各州联合决定，允许未上过大学的熟练工人进入高校学习。德国的这种“双元制”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德国日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引：创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人才制度，引进国际性人才

美国之所以雄踞世界经济领头羊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未有衰退的迹象，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人才引进战略，利用灵活多样的移民政策、教育政策、人才政策等从世界各地网罗人才密切相关。并通过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形成“吸引——发展——再吸引——再发展”的良性循环，建立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才库。为争夺人才，从2000年开始，德国结束了长达25年几乎不招外籍工人的历史，在全球范围内挖掘人才。英国则放宽对高级人才及其家属永久性居留权许可证条件，争夺世界高科技人才为本国服务。由此可以看出，人才争夺战已经在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展开。他们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灵活的人才机制为基础，在人才争夺中居于领先地位，成为人才争夺的直接受益者。

中国要发展，同样需要一批具有很好的国际视野同时又有很好的文化基础的人来推动。拥有那么多优秀海外人才的中国。当然，也可以学习海外国家，出台一些引进海外（不仅是海归人才）人才政策，充分发挥海外人才的才能，真正获取较为丰厚的国际人才红利。因而必须创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人才制度。一方面，要顺应人才聚集于此、发展于此、成功于此的普遍需求，建立具有全球发展视野、突出公正平等价值、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强调市场配置作用、促进人才全面发展等具有普遍性的制度，为吸引、集聚、造就世界一流人才预留接口。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凸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优势的人才制度。以最低的门槛和成本，实现最符合人才自身意愿的流动，并在此基础上用最短的时间实现最佳的配置，使人才得到最快的成长和最充分的发展，获得最合理的收益，价值得到最大的体现，作出最大的贡献。

流：完善人才流动机制，引导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

人才只有合理流动，才能有效解决人才供求矛盾，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人才使用社会化，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力。一个人只有在适合的工作岗位上才能充分施展其才华，而人才流动是个人寻找适合工作岗位、企业寻找合适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有利于人才资源的最佳配置。

目前制约人才流动的因素有很多，最根本的是来自体制方面的障碍，地方、行业、部门或单位之间仍存在体制壁垒。除了体制性障碍，阻碍人才流动的因素还有制度性、政策性原因，主要表现在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社会保险等涉及身份管理的制度体系的约束。另外，对人才流动的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目前人才流动的有关规范主要为部门立法，因而法律位阶较低，且立法程序具有封闭性，不能满足人才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需要，不适应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

要使人才合理流动，充分挖掘人才红利，需有一个机会均等、竞争公平、制度健全、补偿透明的人才流动环境。因而，在体制机制层面，需在国家政策宏观调节下，按照市场规律，以利益驱动为前提，通过建立完善人才流动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柔性流动机制等方式，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效益理论来引导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逐步解决人才供需矛盾。在制度层面，需通过法律建立人才产权制度、解除人才流动的户籍限制、破除人才流动中的身份限制等，使人才资源在更广阔领域里优化配置。

转：推进发展方式转变，为创造人才红利打下基础优势

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及发展方式转变，是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提升的基础，也即要从依靠人口数量、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红利”，转向依靠人口质量、依靠科技创新能力的“红利”，经济发展必须转型升级，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只有人才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达到良性互动，才能有效地创造人才红利。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还比较大，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任重道远。只有当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提高后，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角色得以改变，市场上需要的人才结构发生大幅度的变化，以白领岗位为诉求的中高端人才的劳动力价值才能水涨船高，创造人才红利的空间才会更大。

经济转型升级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部门、业态不断替代低科技含量的传统产业部门、业态，这个过程中会创造大量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型人才适合的岗位；二是走出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这个过程会创造大量研发设计和营销管理人才适合的岗位；三是改造提升制造环节，用精细化生产和流程优化提升加工制造的硬度，这个过程会创造大量的工程师和技能型人才适合的岗位。这三条路径，无论走哪一条，都需要与人才发展达到一个良性互动，不然转型升级难以成功，人才红利也难以激发。（作者 王雪珍：湖南行政学院副教授）